水平和本市的物价、市民平均收入，然后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调整方案交给我。

    另外，我已经提议对三十六棚的工人住宅进行维修，并对这些住宅的取暖进行改造，最好能够改成集中取暖的方式。当然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重新修建工人住宅楼，提升工人的居住环境，这一点我会让巴拉诺夫同志跟进的。当然，不仅仅是总工厂的工人住宅要进行改善，全市的工人居住环境也要一点点的改变过来。

    最后，关于工作时长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无法彻底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所以我会尽量同工厂方面进行沟通，实施八加一的工作时长，一小时的加班时间应当给与加班费用，并实施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

    其次，我希望党内同志注意，争取到工厂的管理权力，并不仅仅是给你们用来保障工人的福利待遇的，虽然这是党的工作之一。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建设国家也是党的主要任务。当我们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必须学会如何去治理国家，如何去搞经济建设，否则我们就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最终为人民所背弃。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产的更多更好。因为我们是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而他们则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

    假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产积极性还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高，那么就证明是我们这些革命者出现了问题。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科学，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落后的管理就意味着我们这些革命者的领导能力不足，还不及资本家更了解什么叫做先进的生产力。

    但是我们知道事情，广大工农群众未必了解，他们只会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败给了资本主义，从而动摇、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

    所以，想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我们至少也得先管好一个工厂。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疆域辽阔而资源丰富的大国，当我们夺取了政权之后，管理的将会是成千上万的工厂，假使我们现在不开始学习、培养自己的管理人才，难道还要去指望资本家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吗…”

    将吴川送出了门之后，巴拉诺夫转过身来对着西林等人说道：“看起来我们之前思考的还是太肤浅了些，只顾着怎么同铁路管理局斗争，却忘记了夺取政权之后，建设祖国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头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吴提出的主张，重新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重心吧。”

    面对过去的上司吉长铁路总办李凤年和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现任革命委员会工业委员的罗国瑞也是挠头不已。老实说罗国瑞当上这个工业委员，他自己都觉得完全是一场意外。作为清政府任命的吉长铁路中方工程师，他对于反清革命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作为留美幼童出身的他，想要在铁路事业上一展所长才是他的理想。

    只是他没有想到吉长铁路的建设会变得如此多灾多难，先是遇到了水灾冲走已经修建好的路基，接着又爆发了鼠疫，一日夜内工人死伤120余人，导致工人全部逃离了铁路工地，铁路工程不得不停工。等到今年6月27日朝廷更换了吉长铁路的总办，这位新总办却又同日方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闹起了矛盾。

    这位新总办一上任就开始裁撤人员，原本这也没什么，毕竟前任总办任用了不少私人，确实是不干什么事情光拿薪水的。只是这位裁撤人员几乎毫无标准，不仅闲人要裁，连肯办事的也一样裁，只是一味招揽自己的私人。甚至连过去已经签订好的土木工程全部合同也一并解除，要重新进行工程招标。

    这种搞法，不要说已经超支的吉长铁路工程预算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就是中日双方的雇员都难以忍受这位霸道的作风了。罗国瑞便是在此时萌发了离去之意，刚好有友人请他探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公路网络建设和铁路支线网规划，他就干脆辞职跑哈尔滨来了。

    只是没曾想到，人家不仅仅是要搞公路、铁路建设，还要搞革命。于是罗国瑞就在毫无知觉的状况下卷入了革命，也是革命党人没有问过他，否则他肯定是不干的。但是革命爆发之后，他倒也没敢撂挑子不干，因为吃不准革命党人或朝廷不追究他的问题。

    随着革命委员会打下了长春，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也就安心了。明摆着朝廷这次要完，看着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想搞建设的，他也就懒得跑了。反正革命委员会只要建铁路，他还是肯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他只是没有料到，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势力扩张，吉长铁路这个项目又落在了革命委员会的手里，于是总办李凤年同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两位前上司，倒是跑来哈尔滨要同他来讨论铁路建设的事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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